胡鑫宇失踪案虽已结束，与青少年自杀现象和心理健康有关的探讨却没有终点。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年轻生命的逝去？除了惋惜，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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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漫谈，NFC脑洞研究所对话了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从事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相关研究的心理学教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吴才智老师。
▮NFC脑洞研究所：青少年出现比较强烈的自杀倾向时，有哪些外在行为上的表现，是我们应该引起注意的信号？
▮吴才智：从目前的研究和大量的临床实践来看，没有任何自杀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且大多数自杀都是有征兆、有信号的。关键是周围的人知不知道这是征兆，是否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
如果经常对身边的人表达出绝望的情绪，或者写下类似“活着真没意思”“我的生命毫无意义”“我活不活着有什么关系”等文字，这些都是一个人内心痛苦的流露。大概20%~40%的青少年还会在不同阶段出现自残行为，如扯头发，咬手指，抠自己的手抠破皮，严重一点会划伤自己的手臂等。自残自伤与自杀是高度相关的。
作为专业人员，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哪怕当事人没有直接表露自杀的念头，我们都会主动评估风险程度：当他说这段时间很纠结很痛苦，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我们会先表达理解“这段时间你遭受了这么多痛苦，这种想法的出现不是你的错”，再接着确认他是否有自杀的念头，还是已经做了什么准备……
但一般人没有经验，普遍缺乏一种“敏感性”，不知道那是问题，或者以为那不是问题。看见一个人在桥面上来来回回地走，大多数的人不认识他，可能就会忽视他的行为。
拥有敏感性，意味着我们要接受危机干预、自杀预防等训练，对这些东西有所关心。更重要的是，要跟当事人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你没有获得他的信任，就没办法走进他的内心，他也就不愿意跟你讲自己的真实感受，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提供及时的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有自杀的念头不一定会导致自杀的行为。从发生率上看，有10%的人在过去一年里都会报告自己产生过自杀念头，但真正实施行为的，少之又少。这中间是哪些保护因素起了作用，又是哪些危险因素促使念头变成行动，保护因素与危险因素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目前学界还缺少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从全球范围来看，自杀率大约为10/10万，而自杀意念的报告率是1/10，这中间相差1000倍。
▮NFC脑洞研究所：这种自杀意念的出现，有哪些心理学上的解释？
▮吴才智：自杀的念头往往是闯入式的，是自动化的一个过程。不是当事人有意要招来这种念头，而是它会让人慢慢地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按照心理学家施奈德曼的理论，自杀是心理痛苦导致的。痛苦累积到一定程度，超出个人所能承受的阈值，变得无休无止、逃无可逃时，就会出现自杀风险。这个阈值因人而异，青少年对痛苦的感知也是极具差异化、个人化。
因而我们特别反对将自杀问题简单化。任何自杀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而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生物问题的综合体。家庭冲突、学业压力、校园霸凌等是导致自杀的外在因素，可能会在有些个体身上起主要作用，比如冲动性自杀，往往发生在人际冲突之后，心理学上叫“应激”。但外在因素并不是自杀的全部成因，内在因素同样不容忽视，比如性格与应对方式，以及个体在“生物易感性”的差异。这种易感性，通俗来说就是“更敏感”。
生物易感性决定了部分青少年更容易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同样面对压力，有的人不在乎，有的人就很在乎，每个人看待自己、看待问题、看待痛苦的方式都不同，这就是当事人的主观现象世界。
可以说，生物易感性的存在揭示了人对压力的认知是不一样的，这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青少年：“为什么别人可以承受压力，而你不行。”
许多青少年还会把外在压力内化，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的错，是自己不好，是自己活该，或是觉得自己很无能，是他人的累赘，没有办法改变现在的状态。当他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渐渐地就会失去价值感、意义感，进而感到痛苦和绝望。
当心理痛苦达到一定程度，如果处理或应对不当，可能还会导致或叠加精神病理性的改变，也就是精神障碍，就会更容易出现自杀行为。已知精神障碍是自杀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数据显示，90%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最常见的就是抑郁障碍（但不要把抑郁等同于自杀倾向。最新的研究表明，患有抑郁障碍的人群终身自杀率只有4%，有的抑郁障碍患者甚至从来没有自杀念头，这也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说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遇到危险时，这种能动性会增长，促使我们去调整、去改变、去抗争。但陷入痛苦泥潭中的青少年，为什么不反抗？不是他不反抗，而是因为个人经验或应对方式的局限，使得他过去的挣扎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有的甚至挣扎到筋疲力尽，已经丧失这种能力了，心理学上叫“习得性无助”。随着能动性的损伤，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他甚至会失去求助的能力，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发生什么。越是这种时候，越是需要身边的人主动发现问题，主动伸手拉他一把。
▮NFC脑洞研究所：但当孩子发出求助信号，很多家长会倾向于认为是孩子自己的问题，或说“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我也只能逼你强大”。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观念，以及该如何妥善地接住青少年的痛苦？
▮吴才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身心发展的不同步，阅历和认知的局限，心理发展水平的不足，他并没有大人想象或期待的那么成熟。他只有那么高的时候，看大人都是仰着头看的，看到的那个世界都是很庞然大物的。当他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应对压力的时候，当他内在资源和能量耗尽的时候，他就更需要外界的帮助。
如果孩子第一次跟家长求助，反被指责是他自己的问题，比如他在学校被欺负了，父母反而说“怎么欺负的不是其它人，肯定是你不好，都是你的错”，孩子肯定会觉得委屈、不被理解和支持。以后他还愿意跟爸爸妈妈说吗？他只会关闭内心的大门，这种现象我们叫做“求助受挫”。显然，家长这个时候并没有成为他的资源和支撑。
如何去关心青少年，从策略上很难一两句话讲清楚，但我们希望家长和老师能够重视这个问题，能够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体会他面对的压力，理解他承受的委屈，学会“蹲下身子和孩子说话”，然后再去开导、引导或指导。
就算不完全理解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也愿意对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和你在一起，我们一起想办法面对”，愿意拥抱、倾听、陪伴，这些都是很好的支持。即使没有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会令孩子感受到温暖。
能够陪伴孩子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他自己就会变得有经验，有信心，有能力，有资源，孩子内心那种想要变好、想要长大的天性就会自然而然带着他往前走。
当然，家长跟孩子之间长期形成的稳定化的交往方式，指望在短时间内改变是很困难的。包括前面提到的精神障碍问题，也不完全是家长自己能解决的事。如果孩子出现了自杀倾向，比如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想要自杀，或者已经开始制定自杀计划，查找方法、准备工具、留下遗书、出现自杀未遂行为等，一定要及时寻求心理健康或精神卫生专业人士的帮助。这种时候，只有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介入，才能对孩子目前的状态做出准确的评估，然后共同商量出与自杀风险等级相匹配的干预措施，必要时加强管理、安全监护、转介咨询和医学治疗等。
▮NFC脑洞研究所：我们观察到，其实社会大众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态度去看待心理健康问题。与心理健康问题有关的谈论，往往带有歧视和污名化的意味。比如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矫情/脆弱，我们那一代人就不会这样”，或者把心理疾病很轻蔑很笼统地称为“精神病”。
▮吴才智：因为不了解，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对问题的认识就会停留在偏见、歧视、不屑的层面上。我经常拿新冠来打比方，就像身体健康一样，心理健康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不只是青少年，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也会，只是各自经历的时间段不同。
碰到感冒、感染新冠，我们知道要寻医问诊，在心理健康上，我们也应该有意识向专业机构求助，学习相关的知识，学会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而不要看作像洪水猛兽一样可怕。
▮NFC脑洞研究所：在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上，社会层面还有哪些可以完善的地方？
▮吴才智：无论国家、学校，还是社区、家庭，要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就要把它变成一种工作机制，涵盖危机干预、自杀预防等专业内容，而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就应该去参与、指导这部分工作。
目前来看，这种风险预警机制在中国高校范围内是相对完善的。随着专业人员配备比例逐渐提升，从班级的学生委员到院系的辅导员再到学校的心理中心，渐渐形成了一种自下到上、行之有效的机制，能够主动去解决问题。
但中小学还需要继续积极完善这种工作机制，特别是加强心理健康专业队伍建设。2021年，教育部下发文件首次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这是一个好的变化，只是不同学校的实施效果差别很大，在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上还需要再加强。
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包括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风险识别、评估、管理和干预，这些都是专业化的问题，必须落实到专业队伍的建设上。但也不能把所有工作和责任都丢给专业人员。因为自杀的危险性往往不会发生在咨询室里，或是在有能力去识别的专业人员面前，而是发生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应对心理危机，我们提出的“勤于自助，善于求助，乐于互助”是宏观指导原则；具体操作上，普通大众和专业人员所做的工作是要相辅相成的，是“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普通大众，我们要对心理健康问题予以应有的关注和科学的认知，同时也要对自己乃至他人的心理危机足够敏锐和重视。人生的每一步，我们不是时时都能够走得好。每个人都需要得到他人的支持，也可以发挥互助精神，成为他人的支持。
敏感性训练的落实，大众认知水平的提升，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社会支持系统的健全……无论是推动心理健康教育，还是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一个缓慢的进程，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